“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嫉妒。”

这是东邪西毒里我最爱的台词，一直都没有错。

本来不太想写这个话题，但是看着眼下一股歪风愈演愈烈，忍不住说几句公道话。

首先我要说群众的心态。这么多人发了疯的去找人家的背景，说穿了就是不愿意承认一个这样的事实：就是万一人家真的是凭真本事冒上来的，自己会觉得妒忌得太伤自尊心。所以如果发现真的是靠关系上去的，心理瞬间可以恢复平衡，继续自己平庸的生活。。。

但是事与愿违，只是发觉人家硕士论文有抄袭。这个新闻我一看就乐了，面对政治事情，能不能严肃一点，这点事情扒出来，也太小儿科了吧？不是说抄袭有理，而是举国上下的大学生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毕业论文即使没有抄袭，哪个又不是老生常谈，嚼舌根呢？—-社会风气如此，凭什么要求别人独立于理想状态之下？

所以我对群众愤然一股上来质疑的心态很心知肚明，这个社会需要狂欢来构建和谐。

然后，我要来讨论一个事实：29岁的人，能不能做市长？

太能了。且不说贾谊曹操这样的猛男，28岁基本都做到了大城市的长官，看一下古代一般普遍的事实，点中状元的人一般进不了翰林院的话，放外任那至少也是个县令—-他们的年龄一般不超过30.

从能力上讲，即使让一个29岁的人现在去当国家的首脑，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在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就是因为民主的时代，每个位置上都站满了人。

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能力上来讲，很多能力强的人，29岁时完全可以胜任市长的位置。真的，就在我们周围。但是问题是，社会并没有积极赋予这些人这样的机会。

最后，就是我想要揭露的，那么基于上面两点，波澜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现在的中国人奴性太重，开创性很差，老是把自己对社会美好的理想或者不满的情绪，都强加到某个人的身上。然后再依照个人喜恶来对这个人做出评判，前者曰青天后者就是狗官。

明明这个29岁硕士当市长所应该揭示的道理是，应该让这个社会给更多年轻人机会，就是应该让29岁的有魄力有能力的人来做市领导，而如果事实上这个社会没有这样做，大家应该做的是去冲破这个传统束缚，而不是把心中的不平归结到那个29岁的个人身上。

可是，很多人偏偏要这样，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胆识去挑战这个世俗，却在这里计较人家是不是合乎情理来做这个市长。。。其实就算搞死了这个市长，不仅不会对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也更不会对这个社会的公平性带来好处，而只有坏处。

虽然我也很“嫉妒”这个人，但是我始终认为，也许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自认为也有同样的能力，但是我没有做到这个位置不仅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机遇，也是因为我缺失那样一种契合。

这种契合决定了像我这样的很多人，能否找到并且愿意使用一些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不认为没有在29岁的时候具备这种契合是一种失败，但毫无疑问，能在此时就找到它，一定已经是种成功。

但是我可以肯定，这个29岁市长的前景一定不会光明，我这样的预测不是因为出自恶毒，而是来自对恶毒的了解。

但是我希望自己的预测能例外一次，不过很难。

这件事情，充分揭露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媒体，舆论，和公共信息的交换平台，混蛋扭曲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这也就是经常在和很多外国人讨论中国媒体管制时我一直强调的，且莫要先说中国媒体的自由度问题，我现在更恨，更反感的是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极度不专业。

这种不专业，尤其反映在那些号称很专业的“大师”，“牛人”身上。

比如中央台还专门媚俗的搞了一个节目，请了白岩松跑到节目里来评点此事。结果小白的态度是，哎呀29岁的市长，能牛到哪里去，无非是他运气好，正好襄樊有这么个政策，而且也不过就是个小处长，大家也不要太嫉妒。

小白作为所谓的名嘴，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是你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舆论贡献一些什么？小白自己30出头的时候，也是风云际会，成为东方时空的节目主持人的，那个时候，也有大把的人认为他是关系网内定的，或者是运气好，怎么小白这么快时过境迁就忘了。

现在的感觉是，说一句我是真的有能力，有本事，就真的会冒了社会的大忌，挫伤了无数人的自尊心？

唉，当今中国，为什么没有人敢，或者甘于承认自己的能力和本事，愿意用年轻绽放的能力和魅力去冲击那些世俗？自己不敢承认也就算了，可是竟然整个社会，整个舆论，也没有这样的空间愿意认可，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完全可以随时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比如康熙14岁都能扳倒鳌拜）

媒体影响舆论，它的专业程度对社会影响太大了。现在一看到电视里跑来跑去那些傻乎乎的小丫头记者问些实在是不用问的问题，还有网站杂志里那些奇形怪状的一定要明示我们如何强大如何高级的文字，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对自己儿子说：不要乱看80后的阿姨写的东西，她们还不如50后的奶奶们，好歹人家写那么多套话大话奇怪的话，还是因为自己真的相信过。

这段采访，很久以前就在网上看过不同版本的文字记录和评论，其中还有很多版本非常演绎，夸张，现在终于有机会看到真人表演.

http://www.c-spanarchives.org/library/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video_info&products_id=159079-1

下面是我的评论。

一直以来，作为中国人，其实你很难了解到最高领导人的真实性格。仅凭CCTV和几个讲话你是根本无法了解一个领导真正的性格特质的，比如他是有点小气，还是说话语速很快，或者容易暴怒啊之类。

一个直捣人性本身，直捣个人思维方式本身的专访，由此会显得格外珍贵。

因此平心而论，华莱士确实无愧于他记者之王的称号，整个采访基本全是基于领导人本性，而没有去问你对中国经济怎么看啊，中国最大的优势在哪这些自己看人民日报就能找到答案的东西。

而老江的表现呢，确实也无愧于他自己说的谈笑风生的评语，说明他肯定事前闷头想好了要想展现的就是自己比较谈笑风生。的确，他的机智，口才，还有在谈笑风生基础上所营造的风度，以及他的原则性，都给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加足了分。

很多人一直在诋毁老江，让我觉得很莫名。老江正好八经是一个非常自信，开朗，有口才甚至还能说几句外语的政治家，这点很适合和西方政治家打交道。

但是，不容忽视的也是，首先这个谈笑风生明显是憋出来的；其次，为了这个谈笑风生，稍稍有点贱格，偶尔还有点轻佻。。。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不太讨某些中国人喜欢的缘故，觉得有违中国人内敛持重的形象。从老江一辈子的经历来看，我们也必须对他这些性格有充分的理解，因为当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你势必会比常人更拼劲全力表现，同时也压抑部分东西。而一旦环境得到改善，很多东西都会反弹。

其实我们要感谢老江，这段采访之后让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都下降了很多，因为所有的观众都可以看到这个中国领导身体内人性的东西，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他其实很可爱，像个老顽童，再也不会把中国人当作魔鬼，杀人犯，偏执狂来看待。

对于老江来讲，录这个节目是很牛逼的，因为在中国，你要迈出这一步，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次会议审批，而且，也不是每个政治家都有这样的自信 ，脱稿，直聊，彪英语的在电视机上展现自己的魅力。

我要为他鼓掌，因为他做到了他的前任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想做创新的事情。

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对于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要把他拔的那么高，如果从他老婆嘴里听到评论，估计跟你老婆平常彪你差不多，说不定也是说喜欢吹牛老是被人欺负为什么不反抗非常罗嗦老是喜欢看MM之类。

今天在利比亚，我奋力调出一个电视台，CCTV4.

看了5分钟，听到一则新闻，说国家审计局对北京奥组委进行审计，“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项目”。

然后说，奥运会北京盈余10亿元，高过预计的4亿元。

然后说，残奥会的收入和支出都是8.63亿元。

MSN上很多做audit的，你们说说看，叫你们这些高级精英去查，看到这么精美准确的帐目，会不会因为过于佩服而自惭形秽？

看到一位研究教育学的博士朋友关于中德教育的比较，提出了很多问题。于是我随便写了点评论，就先存在这里。

说到教育，一定会说到高考，然后就会与科举制度相提并论。

先说一下科举。其实科举这个制度本身很灵的，唐宋的时候用来考状元的题目都是很人文很辩证的，碰上像苏东坡司马光这样的牛人就动不动来个逆向思维，推陈出新，技惊四座。

所以唐宋时期，牛人多，思维活跃，经济和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层面都很灿烂，也很有包容性。

所以说，问题不在科举制度本身，而在教育方式，换句话说，假设你，和另一个你认为思想很保守僵化的人，其实你们都是一本教材搞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思维方式不一样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淘汰率的设定。以前的科举，属于一种高级文化消费，不决定你的人生。中了状元当然好，但是万一没中，也不妨碍你泡妞跑马，没事在墙上写几首诗也能成名。

到了明清，慢慢就变了。中状元或者进士，然后去翰林，再入阁，最后当宰相，几乎是一条标准化道路。到了即使像海瑞这样再有公众魅力的分子也没有机会进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意味着这种制度的淘汰率被人为的调高了，于是问题开始出现，这也就是科举到了明清开始引入标准化考试，因而扼杀思维牛人产出减少的根源。

到了现在，就更离谱了。人人都告诉你，考不上大学只有去拉大板车，事实上，你稍微看一下，30年来，做官的还是周围大家都说很牛的，没有一个不是上了大学的。。。而被这个制度拒绝的人呢，也就是高考没考上的呢，个把两个韩寒依然无法改变这个群体很末落的事实,再多的小学毕业民间富豪也不会让人觉得这条路很宽广，因为他们的话语权其实和你没啥区别，社会舆论都不屌他们。

所以还是降低一点社会淘汰率，当门口卖烧饼的也很自豪的时候中国文化就饱满了，什么品牌啊民族企业啊思想大师啊都出来了。

这个问题的出现还是要怪一个人，就是老邓。老邓的改革固然骁勇但是没什么技术含量，这个和老毛完全不一样。老毛当初建国的时候也属于兴利除弊的大改革，但是老毛你别说他怎么乱搞搞得对不对，但是他心里基本是有谱的，知道自己想搞成啥样。

但是老邓就没有，他是那种先搞了再说的人，没什么高级理想。你问他中国以后要咋样，他总说摸着石头过河呗，留给聪明的下几代领导去解决----人家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老毛有点像搞烧烤，动静太大，但是实力是有的；老邓呢，唉，基本属于无证经营，还只管摆摊不管收钱。

虽然是烹小鲜，但是还是要有菜谱和秘方的。实际上中国的水很深，改革的路也很长，摸着石头过，趟个小溪还可以。所以现在搞了30年，问题出来很多，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活得这么累，这么不自在。

很多人于是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不民主，其实不是的。问题的根源在于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很震惊，但是事实。

这个话题一扯就又扯远了。但总之，计划生育政策几百年之后必将被证明为中国诸多不合理政策中，对社会和文化影响最深远，最扯淡，最急于求成，最没有包容性，最不人性化的一个----不是说不该叫大家少生，而是不能搞得那么猛，那么一刀切。

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人活得，充满了危机感，责任感，生活没什么趣味感，所以哪有空想那么多，吃饭长大上学找工作娶老婆生儿子养老送终，没有一样不要耗费巨大精力且犯错不得。

如果不是农民兄弟拼死了搞超生，我看中国现在的问题还要大，经济也不会发展这么快。

如果只有一个计划生育，至多也只会让教育变得艰难，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既艰难又单一。

问题的恶化还是在于前面那个淘汰率上。

本来引进淘汰率，也没什么，无法考个大学变态一点，但是偏偏这个淘汰率呢，设计的又很不合理。

如果它索性就高的要死，100个人考一个上大学呢，大家保证也懒得想了，该卖红薯卖红薯，不同的人生道路，自然带来不同的思想和碰撞----这样陪太子读书也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

可是偏偏这个淘汰率，恰恰设计的不高不低，让人觉得考不上就接近弱智了----这就是另一个更扯淡的没有技术含量的文化大跃进政策：大学扩招。这次搞这个不靠谱的事情的人就是老朱。老朱这个人啊，唉，不说了。

大学扩招+计划生育等于：上不了大学不如直接重新投胎，而且是全家重新投胎。

这对社会的自然性的毁坏是决定性的，所以什么创新思维，什么多元思考，都处于一个很虚幻的位置。

要是没有这些当时听上去很高竿的突发性政策，中国现在的问题即使还是很多，但至少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会这么少，大家面对问题的心态也不会这么无奈。

附录：

Zitat

当你穿梭于两个文化之间时

当你穿梭于两个文化之间时，是快乐，但更多是痛苦。
为什么科举制能沿袭到今天？

图片摘自：http://binzhou.sdnews.com.cn/2008/2/28/462508.html
一个马格德堡的中学老师去了中国某中学交流，回来以后大赞中国中学生和老师的勤奋。但她后来补充道：我有一个感觉，那里的老师与学生早起晚归都很忙碌，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为了什么在忙碌。
十几年前我也经历了高考倒计时的洗礼。从早到晚淹没在题海试卷里，然而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在忙碌？这个问题令我我不寒而栗。总体来讲，中国的学生也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都勤奋懂事听话，但却几乎是最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学生。十二年寒窗苦换来的这个不争的事实让人痛心疾首。

百家争鸣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直到今天人们还拿来几千年前的哲学思想理论来解释今天的教育理念。难道百家争鸣过后这几千年里，中国就没有再经历一次多种哲学思想大碰撞吗？是的，曾经或多或少地碰撞过，但却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西方课堂里的争辩文化：

图片摘自：http://www.kbbz-halberg.de/Projekte/2008-04-28-SOL/index.html
地球的两头是文化的两极。同样的蓝天白云下却生活着思想意识形态及其不同的人们。在两个文化间游荡了若干年，经历了无数次文化冲击，震撼，思考。。。像一条本来在鱼缸里长大了的鱼儿，努力地挣脱出来游进了大海，为了探索这不同中隐藏着的奥秘，也为了在这两极中寻找自己的坐标。经历过中国高考科举制之后，如今我在德国感受着追求真理的治学之道。德国的治学是要把人逼到追求真理的创新的道路上。而创新这玩意儿又容易让人上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所创造的奇迹与繁荣背后，是近持续了几百年的百家争鸣碰创出来的文明火花。

激发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前提，是这个社会的思想上包容程度。思想上的包容源于文化基因。如果一个文化圈中有太多用所谓的伦理道德或宗教思想束缚的扭曲人性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做到包容。受着传统或宗教思想束缚过多的社会，会把一些原本扭曲的现象作为理所当然来诠释，而容易省略掉对该现象之下更深层意义的思考。所以，一个社会若是缺乏思想包容，就算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法制公平，医疗保障，毕业生就业等社会问题，但在根本上还没有达到人类本应得到的文明。包容的社会不仅仅是允许诸子百家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激励每个公民去合理地解释自己为何更倾向于道家，墨家，儒家还是法家！！！这一点在德国学术界显得尤为突出，原本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道理和方法，原本以为可以不假思索地应用，可是在治学的时候你所选择的所有理论与方法都需要由你来做科学的并据有信服力的解释。在这个解释自己想法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每个人的独特，也出现了西方的争辩文化。

中国确实曾经创造了非常辉煌灿烂的文化，但两千多年过去了，现在应该是时间来反省传统文化中的束缚人的因素了。而中国离自己的文艺复兴还有多远？中国离争辩文化还有多远？

跑题之一：这几年一个很大的感受是交朋友的重要！能遇到几个真正互相理解信任的，互相欣赏且能够互相交流思想的朋友，可以说是生活中的巨大财富。与朋友之间心灵的互应与灵感的互相激发，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意义。遇到过几个让我终生受益的朋友，但也曾经与根本不同路的人走得很近，之后发现这些是积极搬弄是非的一流，便产生了嫌弃情绪。一个信基督教的朋友告诉我，善待宽容同情帮助身边所有人。。。是的，当我产生嫌弃厌恶情绪时候，我自己也好丑好狭隘。
跑题之二：顺便记下几个几年前很喜欢思考的至今还需继续探讨的问题：中国围棋式的思维方式是如何产生的？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及面子文化从何而来？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根源是什么？中国人为何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争辩文化，中国人离争辩文化还有多远？没有争辩文化的社会是否能自发地渴望民主？儒雅，礼让的背后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说法。

后继：天啊，怎么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和今天写的这篇有点像：http://suny903.spaces.live.com/blog/cns!B4EEBB8A09CD5347!1317.entry

不过我还是觉得两年后的今天我看待社会包容问题更成熟些了。2007年的那篇都没有解释清楚包容的涵义，这次解释得虽然不全，但思路清晰多了。

在利比亚出差这么多次了，感觉最让人暴不能忍受的还是。。。问路

前天必须亲自去旅行社拿票，让我崩溃了一小片。

先是按照地图揣摩着开到大概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个小岔路，于是拿着有阿拉伯字的票根问边上的路人：这个旅行社怎么走。

两个青年研究了半天，摆摆手说右拐吧。

拐进去看到很多房子，不知哪个，于是再问路边一位大妈，大妈指指说，就在这里。

心中狂喜，感慨自己认路功夫果然一流。

走到门卫那里，门卫很认真的看了一会，和我叽叽歪歪的讨论了一下，点点头，说跟我来。

于是走出去穿过两条巷子。。。两条啊同志们36度的天。。来到一个小卖部门口，两个人说了半天，最后该门卫说：我no english，你和他说吧。

然后我又来龙去脉解释一番。。。门卫说，follow me，重新把我带回该门口，然后说，在后面，从后面走。

表面的顺利没有让我的头脑糊涂，觉得貌似不会这么简单。于是抓住路边一个穿西装的老头，说这是哪。然后门卫又劈哩叭啦解释一段，老头又劈哩叭啦研究了10分钟，拿出一个手机打起电话来。。。。然后说，你有车吗，跟我走。

靠，敢情前面被人玩了。

走街串巷，危机四伏的跟着老头来到了两栋房子前，老头说，刚才我电话回了，就在这两栋房子之间。

唉。。继续寻找吧

走进一家看似写字楼的，人家门卫一看到我来，马上说哎呀终于来了，不然下班了。。。心中狂喜，看来西门子果然是大客户，人家都知道我是干啥来的了。。。门卫说，6楼6楼。

一上6楼，一片装修现场，一个工头一看见我，马上说，来，就等你呢。。。然后爬梯，走梁，越过一片障碍，来到了屋顶。

我说靠，卖飞机票不用站这么高吧。

结果人家指指屋顶的杆塔，说libyalibya。。。我顶你个肺，我是来拿利比亚航空公司的机票的，又不是给你利比亚电信修发射器的华为人。

感觉好悲愤啊，做好人好事的雷锋明明打了电话询问了地址，为什么还会找不到呢？

不死心的我附近满地乱转。。。直到力竭败走。

晚上回去，感觉这两个地方都不是的。。。果然第二天，本地经理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感觉自己很愚昧

总结：

1 利比亚人特别喜欢对没搞清楚的问题说yes，说no problem。

2 利比亚人几乎没有会看地图的

3 利比亚人喜欢对每一个加入帮助者行列的本地雷锋，从头至尾再解释一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要是看着忽然有好几个人围过来帮助你，表面看他们在几里哗啦的讨论你的问题，其实人家是在一遍又一遍的传述what happened

4 利比亚人如果带你走过n条街，很可能只是为了找一个会说no english的人，而不是带你去目的的

但是我还是好奇，为什么那个西装老头打了电话还会带错路？

所以说，雷锋虽好，一个足以，而且要专业。疑似雷锋太多，也会把人雷疯的。

偶尔看见一个专访，忽然发觉人果然有并不认识但是想法接近的。

人物周刊：你这么直接，有人可能会觉得你不会做人？ 
孙红雷：我会不会做人，他们说了不算，我自己说了算。 

人物周刊：可也有人说你很会做人，你怎么理解这种说法？ 
孙红雷：很多朋友见面就说“红雷你真聪明”、“你很会做人红雷”，我很无奈。

 
人物周刊：你内心很狂妄吧？ 
孙红雷：有的人听不进意见，这是狂妄；有的人能听得进意见，还能分出对与错、好与坏，但内心依然高傲，也是狂妄。我的狂妄是听得进意见的，而且喜欢听，我喜欢比我高明的人。 

前几天去朋友家吃饭还说到，我在周围认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几乎还没见到不自视甚高的，只不过有的人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完全不能自拔，另一种是还算知道人人都是高傲的，所以还懂得妥协和揉合一下。

很多人号称自己很低调，其实内心高调的冒泡。前几天在慕尼黑主持一个苏州创业计划推介会，竟然被一个据说很牛的高层，但讲话无比罗嗦且无重点的所谓牛人嘟囔了一句“话痨”。

其实我无论是用笔，还是吹牛，因为爱耍酷所以特别注意简洁。

只不过因为有时要表达的观点实在太多，要拽的故事八卦实在太多，所以难免有些铺陈。

但偶的逻辑自始至终都是清晰直露。。。这和啰嗦套话之徒简直是云泥之别。

狂悖一下，口才和临场反应方面，除了吴宗宪，生活中偶暂时还没看到比我强的。

转帖，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投资参考总编辑金奇(James Kynge) 2009-06-04

每当我回想起1989年的北京城中，天安门广场上持续数周的示威活动后发生的那场镇压时，都不由得感到不安。当时，作为路透社(Reuters)记者团队的一员，我报道了那起事件。

那当然是一段残忍而痛苦的岁月，但这并非我不安的原因。令我感到焦虑的是，我认为我们——西方媒体——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并非完全正确。

人们说，新闻不过是记录历史粗略的初稿。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份初稿似乎已被奉为圣典，大部分内容未经校对就化入了公众的良知。

那段时期最具标志性的影像—— “民主女神”泡沫塑料雕像安详地望着紫禁城、不服命令的学生只身站在坦克面前——将善与恶、自由与镇压、民主与独裁区分得一清二楚。在这个道义善变的世界，天安门事件成为一根标杆，是我们评价他人时一个令人满意的固定参照物。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不否认这起事件的残暴，也不否认后来进行了镇压。与其他驻京记者一样，我也有中国朋友后来被关押起来，或受到了刑讯折磨。

但我确实对西方媒体的一种说法抱有疑问，即那些示威游行是在“支持民主”。即使是现在，众多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评论文章还在重复着那个说法：学生们是在“要求民主”。

事实并非那样条理分明，就像亲身经历过游行示威的中国作家马建在其最新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中所展示的那样。马建将个人动机与公众主题交织在一起，以此说明这场运动从未遵循过清晰的脉络。说到底，当时的一代人正在努力摆脱毛泽东统治遗留下来的束缚，这是他们对诉求的宣泄。

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纳入了诉求所反对的范畴：腐败、裙带关系、通胀、警察暴力、官僚主义、官员特权、媒体审查制度、对人权的侵犯、狭促的学生宿舍、以及对民主言论的压制。但如果说示威就是为了“要求民主”，则是将事情过于简单化了。

事实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西方民主仅有模糊的零星了解。抗议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新兴精英阶层对既有体制的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学生的动机更多地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理想遭到背叛的愤怒，而非渴望建立一套新体制。在天安门广场上，保守情绪丝毫不亚于激进情绪。

20年过去了，这种论点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但在我看来，它们的意义极其重要。将天安门事件称为支持民主的运动，助长了西方对中国过去及未来的不尽正确的叙述。

这也导致了另一种说法无法切中要害——中国人固执地认为，西方世界永远怀有恶意的企图。

我们西方人说服自己相信，我们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在帮助受压迫的民众争取自由。这有时候可能是事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指责只会让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中心论调更为有力：无论西方怎样努力遏制，中国都在崛起。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以下词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宣传部门的口中，今天的情况较那时几乎没有改变.

这种说法的有效性从以下可见一斑：与1989年时相比，中国人现在普遍对外国人更为戒备，尽管中国从那时开始的经济转型主要源自与外面世界的交流。

大多数时候，隐含在这两种不同说法当中的敌意被掩盖住了——只有当像去年西藏动乱那样的事件将这种敌意突然释放出来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